台灣文學期刊史

五○年代(1950~1959)

「五○年代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總論

應鳳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與當代文學發展的關係密切的兩大傳播媒介是「文藝期刊」與「報紙副刊」。「1950年代」是國民黨剛到台灣「第一個十年」,戒嚴令剛實施的「報禁年代」,副刊篇幅與言論尺度,可能比文學雜誌限制更多。以發行量而言,「文藝期刊」固然「小眾」,卻有更大篇幅及「言論空間」,刊登各類技巧前衛,語言晦澀等實驗性較高的作品。此外,這十年之間大批大陸文人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無論在島上推行中文、灌輸思想、宣揚文化傳統或抒發個人情感,在在需要大量的發表園地。政府甚至拿公帑辦雜誌以推動文藝政策───整體而言,這是個「文藝期刊」相對蓬勃的階段。


相較於前一階段───1945到1949年的「戰後初期」,這十年受國家機器的干預雖然更多,但「新期刊大量誕生」的現象卻很類似。剛結束「五十年日本統治」不久的前一階段,短短五年不仿看作是「從日文到中文」、「從日治到國府」的過渡時期。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寒蟬效應,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全面禁止日語——語言文字全面性轉換,實施戒嚴,文壇清一色成為大陸文人的天下,皆是討論「1950年代文藝期刊發展」時不可忽略的社會背景。

 


1950年代「台灣文學場域」之三結構


  如何依雜誌發刊時間先後順序,且就刊物性質分類敘述,或參雜使用以便眉目清楚地呈現此一階段文藝雜誌發展的狀況,是本文的內容與主旨。此處除了依各刊時間先後,也借用一部分文學史敘事概念及參考「文學場域」理論。眾所周知「文學史」不能忽略文壇背後的政經發展,但一般台灣文學史書寫,儘管留意「社會脈絡」,也提出一串串的作家作品名單,但比較上,普遍忽視「作家」與「社會」中間,有一個看不見的「文學社會」,叫做「文壇」。事實上文學之生產與消費,社團的消長,刊物的誕生與結束等等,無不發生在「文學社會」裡,且形成各地區不同的「文學生態」。


關於「文學史敘事」,首先借用郭楓一篇討論這十年「文學環境與生態」的敘述模式,作為期刊分類方式。他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將這十年文壇「結構」成「三個方面」:其一,「黨國的筆隊伍」;其二「現代主義崛起,西化風尚的勃興」;其三,「夢幻愛情小說流行,成為庸俗文學的濫觴」(注1)。此一「結構方式」,與張誦聖所運用的「場域理論」正好互相參照。張教授在她一系列「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論述裡,運用雷蒙.威廉斯「主導文化」、「另類文化」、「反對文化」的理論架構來討論台灣戒嚴時期的整體文化結構(注2)。這三項文化結構原是「共時」性的,本文遂結合上述文學生態與文學場域概念,應用在1950年代台灣文壇與文藝雜誌:把「黨國的筆隊伍」依其體質歸入「主導文化」,屬於三類中的「第一類」。「西化與現代派崛起」歸入立於黨國對立面的「反對文化」結構,屬於「第二類」。「夢幻愛情小說」劃歸通俗文學,暫歸於「另類文化」,屬於「第三類」。
 

  「官方文藝雜誌」指的是由黨政軍等公家單位支持經費的雜誌,因有國家機器在幕後支持或經營,創刊宗旨便多半以推行政府文藝政策為己任,此類雜誌在五年代文壇佔著「主導文化」的位置,如《文藝創作》、《火炬》、《新文藝》、《軍中文藝》、《革命文藝》、《幼獅文藝》等。這類文藝雜誌可說是1950年代文壇一大特色,隨著時間推移,或社會開放的腳步才逐漸沒落。在此十年間,雖標明「官方」兩字,實際上並非像字面的具體而容易分辨。若《軍中文藝》明顯由國防部主導而發行於軍中的刊物,但有些由黨部支持或經營的刊物,它介於「通俗與官方」或「校園與官方」之間,例如鐵路黨部印行的《暢流》雜誌,綜合性兼文藝性,除了每期刊有火車時刻表,消閒性大於宣導性。如發行於各大校園的《幼獅文藝》,背後雖是由蔣經國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國團」編印,卻隨著主編者更替,有段時期文藝性與前衛性不亞於學院內的文藝雜誌。


第二類的「學院文藝雜誌」指1950年代戒嚴時期,相對於官方刊物,由一群有熱情有想法的學院文人或作家在民間所創辦。它有較高的理想性,大多透過學術界或私人關係尋找經費與人力資源。雜誌內容具有較高的文藝純度,雖不脫學院習氣,或提倡某一文學流派,一般而言曲高和寡,銷量有限。其內容及論述,多重視文學典律,兼顧中國古典與西洋文學傳統,風格上講究前衛與創新,除了創作,也透過翻譯引進外國文學作品作為借鏡。此類雜誌,常能聚集文壇一群理念相當的寫作菁英共同創作耕耘,對推動一個時期的文學發展,貢獻良多。以台灣五年代特殊情況而言,由於其標榜文學的獨立性,公開反對將文學作為宣傳的工具,故暫將其歸入「反對文化」的位置,如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尉天驄主持的《筆匯》等。六年代以後,由於現代主義文學漸成文壇主流,它也逐漸向「主導」的位置移動。


第三類「大眾文藝雜誌」指內容照顧一般大眾口味,訴諸市場與消費群,目標之一是擴大訂戶與收益,這類刊物以綜合性通俗性居多,其內容偏重「文藝性質」的雜誌,便是郭楓所謂「夢幻愛情小說」或言情小說一類。其它如武俠小說、通俗歷史小說等以娛樂為閱讀訴求的作品佔有大多數篇幅。由於它對讀者有吸引力,其普及文藝人口,推廣文藝教育雖有其貢獻,卻也不能避免商業走向以及受「市場機制」所掌控的侷限。此類通俗雜誌,相對於「主導文化」,處在「另類文化」的位置,如《皇冠》、《暢流》,後期的《野風》等。


以上分類方式,只是內容性質傾向的區分,並無等級高低的差別。尤其個別雜誌的發刊詞清楚表明著發刊宗旨,無不聲稱自己最具有文學正當性。然而「同類雜誌」之間必定有傾向性較明顯,與較不明顯的差異。因此排列順序,就從「光譜最明顯」的一端逐步排到不明顯的一端。


若把流通於五年代文壇的三大類雜誌的排在一個「等邊三角」的圖形上,三角的三個尖端分別是最具「官方」、「學院」、「大眾」等鮮明傾向的代表性雜誌,則每一條邊線上,都可依傾向「明顯度」的不同,排列出順序位置不同的雜誌。這樣排法的好處,是可借「主導文化」「反對文化」「另類文化」的結構方式,來「畫」一張文壇生態的「圖」。這個設計另一優點是,三個「等邊」不論雜誌位置排在哪一線,凡是越靠近某一尖端的,傾向性就越明顯;而離此一尖端越遠的,自然離另一尖端越近。三大類組經如此排列之後,即壁壘分明的出現了的三大文化型構,以此由小見大來折射五年代文壇生態的分佈情況。

官方文藝雜誌(1)
 
 
學院文藝雜誌(2)             大眾文藝雜誌(3)


用五年代文藝雜誌的實際例子來說,三角形的三個「尖端」,便可由(1)張道藩的《文藝創作》(2)夏濟安的《文學雜誌》(3)平鑫濤的《皇冠》雜誌分別作為「官方」「大眾」「學院」三類雜誌中傾向性較明顯的代表。

 


主導文化與官方文藝雜誌


  台灣文壇五年代有一特殊現象是「作家協會」、「文藝雜誌」等半官方文藝機構接二連三成立,也因享有官方財力與人力資源而在文壇扮演重要角色。一部國家機器的組織運作本來複雜,國民黨來到台灣後,黨政軍各文宣機構職能不免多有重疊。黨政軍各有所屬刊物,編輯成員逐漸擴大而自成體系,對戰後文藝思潮影響深遠。本身也是早年文壇過來人的郭楓,有十分具體的描寫:「…他們培訓出大批文藝戰士,組織起以軍政黨工為骨幹的龐大作家系統,這個系統中,長幼有序,自具一種人事倫理與工作準則。他們盡力在軍中輔導的文藝新秀,結訓後大量分派到政府機構及社會各部門,擔起文藝教育和運動的任務。自五十年代以後迄至目前,官方各部門的文藝主管以及半官方的報刊與出版機構負責人,大多從戰鬥系統出來,他們對台灣文學生態的影響,不言可喻」。(頁13)


以下試以「傾向性」濃淡作為系譜的排序:傾向性越明顯者越靠近尖端位置,離三角尖端越遠,又會越來越向「另一端」靠近。如此一來,有一端會是越遠越傾向於「大眾」或通俗性,另一端則逐漸靠近學院派的「純文藝」。佔於官方雜誌中明顯尖端位置的,即是1951年5月4日創刊,由中央黨部支持經營的《文藝創作》月刊。它直到1956年12月停刊,總共出版六十八期,雜誌之外也兼營出版社;發行人張道藩,歷任主編為葛賢寧(1~41期),胡一貫(42~51期),王平陵(52~60期),虞君質(61期以後)。既是「中國文藝協會」機關刊物,創辦目的之一,用來刊登「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得獎作品。
 

  這個簡稱「文獎會」的機構,設置了五年代獎額最高的文藝獎項,由張道藩、程天放、陳雪屏、狄膺、羅家倫、張其昀、胡建中、陳紀瀅、李曼瑰等九位黨國要員組成,張道藩任主任委員,於《文藝創作》每年一月出版的新年號中刊載「徵求文藝創作辦法」和「舉辦文藝獎金辦法」,註明「本會徵求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並且每年分兩次(五月四日及十一月十二日)對外公開徵稿。徵稿的範圍包括詩歌、曲譜、小說、話劇、平劇、文藝理論、宣傳畫、漫畫及木刻、鼓詞小調等。《文藝創作》因刊登「得獎作品」,雖呈現著單一的反共主題,文類上確有詩有歌有畫,展出繁複多樣的形式面貌。《文藝創作》除了鼓勵反共主題,推動文藝政策,對台灣文學發展至少有兩大貢獻。一是催生鼓勵了新一代小說家如潘人木,段彩華,端木方等發表了無數優秀的反共作品; 二是保留整理了五年代大量文學史料。


該刊在每年的開始(即元月號),均策劃「新年專號」,由多位評論家回顧一年來各類文學的概況。另外,第二十三期是「菲律賓華僑文藝作家」專號;第二十五期「五四特刊」;第二十七期有「耕者有其田文藝徵文」專號,皆配合相關政策而編輯;第三十七期的「文藝論評專號」是紀念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四周年所作的文藝論評專號。換句話說,《文藝創作》由國民黨中央提供經費,在黨國界線模糊的戒嚴時期,正好呈現國家機器插手文學場域,由國家支付高額文藝獎金,以之作為掌控文學生產機制的實例。


除了「黨」,還有「軍」方主辦的文藝刊物──1950年6月《軍中文摘》最初創刊的時候,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目的在提供軍人一份精神食糧,是『純粹為軍人服務,為軍人打算的新型刊物』(發刊詞),初期並不對外發行。1953年12月,出版至第五十八期之後,自1954 年元月,改名《軍中文藝》,同時變更編輯方針,提出要進一步『開闢軍人自己的創作園地』。《軍中文藝》的創刊宗旨是要「建立時代化、大眾化、革命化、戰鬥化的民族文藝」,內容包括:社論、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文藝批評、書評、戰士園地、文壇簡訊及漫畫等,大量採用軍中作家作品,鼓勵軍人創作。1956年再改名《革命文藝》,「要使軍中文藝的力量和社會文藝的力量交流互注,以擴大革命事業的陣容」,意指雜誌已有充分實力擴大對外發行,顯示其發行量與作家群一步步提升的過程。《軍中文藝》實際主編為散文作家王文漪女士,理論方面作家群有:王集叢、郭嗣汾、趙友培等。小說有:王書川、尹雪曼、公孫嬿、尼洛、郭良蕙、郭衣洞、劉心皇、繁露等。詩歌有:上官予、林鍾隆、洛夫、張自英、鍾雷等。劇本有朱白水及劉非列,書評則是司徒衛。我們從其再三改名與成長的過程,看到當時軍中文藝逐漸興盛的狀況,此一「筆隊伍」慢慢壯大的現象,最能顯現五年代台灣文壇與其他文學時期不同的特色。
 

  雖然《幼獅文藝》還在發行,本計畫因而未有詳細編目,然而它於1954年青年節(3月29日)創刊,成立之初即是「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機關刊物,由蔣經國創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經費。初期採輪編制,前面幾年分別由寫作協會理監事: 馮放民、鄧綏甯、劉心皇、楊群奮、宣建人、王集叢等輪流主編,六年代之後才由林適存、朱橋、瘂弦等人接手。《幼獅文藝》是台灣少數壽命特長的刊物,迄2003年底已出了六百期,2014年就要度過六十歲生日。戰後台灣文壇多數知名作家皆曾在這裡投過稿子,寫過文章。而當年它兼具向青年學生宣揚反共愛國的任務。『發刊的意旨,在提供青年共同耕耘的園地,發掘青年優秀的作品,為開創青年文藝而努力』(注3)。專欄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1954年前後在救國團工作,擔任過《幼獅文藝》主編,曾提到「青協」原是從「文協」分裂而來:「當時全國本來只有一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可是它一開始就被少數人把持,不肯放手,於是引起了窩裡反,以馮放民、劉心皇、王臨泰三位先生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脫離,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下,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真正領導人是救國團文教組組長包遵彭和副組長楊群奮,我則是負實際工作責任的總幹事。擔任總幹事最大的好處是,使我認識了五年代大多數作家。」(注4)本刊作者群包括:尹雪曼、王平陵、朱西寧、羊令野、徐文水、馬各、孫陵、張秀亞、郭良蕙、郭晉秀、葛賢寧、覃子豪、劉心皇、謝冰瀅、蘇雪林等。
 

  1954這一年另有三家嵌有「文藝」兩字的雜誌創辦──即「文藝春秋」、「文藝月報」與《中華文藝》。《文藝春秋》為綜合性文藝月刊,1954年4月於台北創刊。創刊初期為月刊,10月的第七期起,改為半月刊。於1955年出到第二卷第五期之後停刊,共出了17冊。由王啟煦主編、黃毅辛發行,社長兼總經理為吳守仁。本刊的內容不限於文學創作,美術、音樂、舞蹈、攝影都有,評論文章比例也高。創刊之宗旨為:「我們這個刊物,將是藝術化生活的報導者,同時也將是生活藝術化的鼓吹者,不重演過去知識階級把理想的藝術和現實生活分作兩撅的錯誤歷史。」「我們自應格外強化戰鬪生活的藝術化,讓我們能以最熱烈的情緒,來從事反共抗俄的戰爭。」每期固定之專欄有創作小說、生活散文,不定期之專欄則有藝壇近訊、美術論文、戲劇論文、文藝批評、文藝雜談、生活藝術談、名著小說選譯、世界名畫、世界名作家評介、藝術攝影等。主要作家群有尹雪曼、胡秋原、陳香梅、謝冰瀅、畢璞、歸人、彭邦楨、彭歌、梅遜、趙友培、潘壘、蕭銅文、羅石補等。

  《文藝月報》同年在台北創刊,於1955年12月出到第2卷第12期之後停刊,剛好出滿兩年24期。由虞君質主編,「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發行。本刊在文學評論、小說、散文、新詩、戲劇之外,也積極介紹西歐文學思潮及美術音樂理論。同樣由官方補助,卻是五年代中期以前,諸刊物中水準較高的雜誌。創刊詞上,直接寫明對讀者的「三項要求」:「一,要求作家們整理並發揚中國文藝上的寶貴資產。二,要求作家們把反共抗俄的題材,滲透到一切生活的領域之內。三,要求作家們在情感上團結起來,相互砥礪完美的品格,作為時代精神的領導。」在第二項中,提到「現實性的描寫是一個最高的寫作標準。」而作家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把反共抗俄的文藝運動,推動到一個更高的新階段去。」因為就目前的情勢說,「反共抗俄已經成了一切生活的主流,除非作家自身和現實生活之間失掉了聯繫,恐怕不會有任何作家不曾深受這個主流的激盪。」本刊作者群包括黃君璧、梁宗之、李辰冬、陳紀瀅、蘇雪林、張秀亞、孟瑤、師範、李曼瑰、黎烈文、齊如山、琦君、梁容若、潘人木、郭衣洞、覃子豪等。作家群以學者佔多數,因此它的「位置」應該排列在三角形尖端的另一邊:即介於「官方」與「學院」之間,而非「官方」與「大眾」之間。
 

  第三家《中華文藝》近於文藝教學的刊物,1954年創辦時由李辰冬主持,他身兼「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校長,可知這是一份配合「函授文藝」而生的刊物,常刊的欄目有:每月短評、文學理論、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模範詩歌、散文、小說選讀、創作經驗談、批改示範、問題解答、長篇名著連載、書評、文藝動態等。除了教師們的評論及創作,也大篇幅刊出函校學生的作品,如「批改示範」專欄便是將學生創作的小說或新詩,由函校老師修改、給評語,並提出具體的修改方法等刊於雜誌,這類刊物給予因戰亂流離而失學的年輕人,尤其來台軍人很大幫助,彌補他們正規教育的不足。

 


1950年創刊的三種綜合期刊


  國民黨1949年剛剛落腳台灣,國家機器才開動運作的第一年,即陸陸續續有幾種兼具消閒性文藝性與宣傳性刊物在1950這一年創辦,按時間先後,他們是《暢流》《自由談》《自由青年》,並且很有默契似地,與前一年由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刊期一樣,都是「半月刊」。從刊物不同的性格與內容、體質,多少看出當時文壇與媒體概況。

  暢流》為台灣鐡路局於1950年創立,壽命長達40年,直到1991年才停刊。刊名取自運輸系統「貨暢其流」之意,作為鐡路局的文宣刊物。《暢流》曾在雜誌十周年提出發行四大重點:一為鐵路局與大眾聯絡感情之工具;二為加強對鐡路運輸之理解,實現民生主義之理想;三、建立鐡路運輸之理論;四、提高文藝素養。以上不過是好聽的「官方說法」,實際上,《暢流》雜誌閱讀群眾是火車乘客,消閒娛樂與大眾趣味才是刊物編輯宗旨。也因刊物用來排解旅客舟車勞頓之苦,凡舉休閒文化、遊記小品、古典詩畫與言情小說等,娛樂功能遠遠大於政令宣導,也是這娛樂大眾為首的編輯方針,才使得它在1950年代銷路既好壽命又長。
 

  《自由談》創刊於1950年4月,作家群由親國民黨文人、教授、記者、作家和藝人組成。於首期徵稿內容即明言:「本誌不談政治,以山水、人物、思想為中心課題」,可知寄情山水的小品雜文、名人素描與軼聞為刊物主要內容。由於深入淺出,很少堅硬難讀的文章,加上大人物或騷人墨客等帶著「八卦」氣味的軼聞趣事,銷路也節節上升。旅遊文章包括中國山水,如:重慶的溫泉、迪化的漠野、秦淮河豔麗,以及國際都會巡禮,如:柏林、羅馬、香港、東京等。台灣山水自然也在範圍之內,如二卷二期以郎靜山的台北大橋為封面,二卷第三期有「陽明山專輯」,刊載七篇以陽明山為主題的短文等。根據鄭明娳的觀察:「《自由談》其實無甚編輯特色可言,也沒有顯著的專輯或專題值得注意,除了扣緊創刊的山水、人物、思想三大中心課題之外,沒有什麼驚濤駭浪的文字奇景出現。但也正是因為如此,能將他們當初創刊的精神和希求一以貫之,近四十年而不變,也創造了台灣中產階級至普羅大眾閱讀趣味的奇蹟。」《自由談》的通俗性格,從它是1950年代文壇首先打破一萬份銷路,首先採用五彩封面,特大號十六開本一期近兩百頁刊物的數據可以充分說明。它或許也是戰後台灣刊有大量商業廣告的第一份大型雜誌。從其商業廣告,不難發現台灣與歐美第一世界間的依存關係。如:歐美進出口貿易商、歐美航線的航空公司廣告,以及當時中產階級小資情調的招待所、洋味十足的雜誌社、咖啡館、西餐廳、點心舖等等。如此內容與銷路,難怪能維持近四十年壽命,直到解嚴後的1987年7月才正式停刊。
 

  《自由青年》的創刊號僅八開一張,第二期改為十六開八頁,裝訂成冊,閱讀對象以學校青年為主,自革新卷第一期後,讀者已經擴大到軍中青年、社會青年及海外青年。做為中國國民黨經營主辦的刊物,創刊之初黨國色彩濃厚。從1950年到1991年,長達41年的時間,從旬刊到半月刊到月刊,發行人、主編等自然多有更動,卻自始標榜要「提供一塊園地讓青年發表創作」;所謂「自由青年」乃特指為「自由中國而犧牲奮鬪使中國重獲真正的自由的基本青年幹部。」雜誌內容除了宣導性勵志性文章,也常刊登攝影、繪畫佳作。基本上《自由青年》是綜合雜誌而非文藝性期刊。雖然歷任主編或多或少刊登文藝性作品,卻是在「梅遜」(本名楊品純)主編的時期,文藝性最為濃厚,與文壇作家關係也最密切,提拔刊登不少文壇新人新作。他又辦「大江出版社」幫助年輕作者印行作品,貢獻之大,許多成名作家至今津津樂道。
 

 

兼顧文藝與大眾的期刊


  必須有較大的讀者群眾才稱得上「大眾」或「通俗」文藝雜誌。而這一類雜誌的難以定義及定位是由於「文藝性」高低從來難有精確標準。一般而言,是否受到商業或市場機制所掌控,勉強可作為是否歸入「大眾」類的參考。而雜誌作為文字媒體,以定期出刊生命歷程較長,常因編輯人員的更動,整體風格也隨之改變。《皇冠》《野風》《文壇》皆民營刊物,雖有過「為文藝而文藝」的小眾階段,創刊之初,高舉文藝理想,三番兩次將內容革新。整體而言,壽命長的雜誌常隨主編更換,風格也隨之改變。文藝刊物因而在分類上有其困難,此處僅能從刊物在五年代的體質與內容暫時歸類。相較而言,《皇冠》最為大眾化,《野風》也盡力拉近讀者距離,具有親和力;《文壇》與黨政關係密切,更傾向文藝教育與戰鬥性。
《皇冠》月刊是華文世界銷路廣歷史長,自1954年2月創刊迄今仍廣泛發行中,至2014年2月便要慶祝它六十周年社慶的文藝雜誌。雖與《幼獅文藝》同一年創辦,不同的是,《皇冠》純屬民營,不僅持續發行從未中斷,且自1960年代即發行東南亞版,而後美國版,行銷網絡擴及海內外,成為華人圈傳閱率高、讀者最眾的文藝雜誌。


創辦人平鑫濤(1927-),原籍江蘇常熟,在上海接受大學教育,創辦初期的《皇冠》以智識性、藝術性、翻譯為主要內容,後來慢慢增加文學性、生活性、趣味性,觸角敏銳讓雜誌與出版社都能掌握時代脈動,廣受大眾喜愛。在雜誌主編「不以通俗為低」的編輯理念下,雜誌匯聚不少小說家及暢銷作家,如馮馮、雲菁、三毛、丹扉、司馬中原、於梨華等。加上1950年代後半期,台灣受美援文化影響,《皇冠》內容走歐美文化流行風尚,從「創刊號」以一幅高舉火炬的自由女神像作封面,即頗具象徵意味地,顯現其對西方文明特別是美式文化的嚮往與傾向。「皇冠」當然不是鄉下人的斗笠、也不是詩人的純文學「桂冠」,它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寶石冠冕,也取來自由女神的形象。1950年代的《皇冠》,帶著強烈的好萊塢風格與西化傾向,有豐乳肥臀搔首弄姿的女明星封面,也有代表舶來、進步的美國流行風尚。在台灣政治氛圍肅殺的年代,《皇冠》以連結上海、台北、好萊塢三地的歷史文化作為風格取向,召來大批訂戶,成功地打開銷路。作為一份民營雜誌,不能不說它能掌握讀者大眾口味,自有其特殊的生存之道。


《野風》1950年11月創刊於台北。初期為「半月刊」,由一群台糖公司職員「金文、師範、辛魚、黃楊、魯鈍」五人所創辦。後來多次易主,經歷了「田湜、綠蒂、許希哲」三任主編。出到1965年2月的第192期之後停刊,共歷時十四年又四個月。


《野風》創刊的使命是「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所以對無名氣的新作者,接納的程度非常之高。《野風》初期以綜合性面貌出現,除了刊小說、新詩、散文、翻譯、評論之外,尚有「婦女與家庭、身心修養、國外風光、笑話單元」之類的欄目。以後增闢「青年園地」,篇幅逐漸龐大,讀者量更是直線上升。尉天驄所謂「市民文學的萌芽」,「其中的感傷、夢幻的成分多多少少填補了一般青年的空虛」,可說明其普及的狀況。


比較其他刊物,它少刊反共、戰鬥、懷鄉一類的文字,文類上偏重創造性、文藝性的作品。1951年《野風》第23期刊出〈關於稿件的處理〉一文,清楚表明編輯部的態度:「就野風的立場來說,文藝應該是大眾文藝,一篇能反映現實,啟示人生而使每一個讀者都有同一種感受的文章,即使文句粗俚一點,我們認為要比光談風花雪月,不痛不癢,八股口號式的文章好得多。」


《野風》處於政治氣氛保守壓抑的五年代,它的民間性與大眾化走向因此別具文學史意義。根據司馬中原等軍中作家的回憶,當時在職軍人不准閱讀《野風》,他投稿是用筆名偷偷寄去的。又根據第一任主編「師範」的說法,他們台糖四位編輯確是在警總壓力下,才決定交棒的。《野風》鼎盛時期可發行到六千份,受大眾歡迎程度不難想像。它在五年代的重要性,更可從其「發掘」出來的「作家群」,後來在文壇都擁有一片天空顯現出來:如張彥勳、劉非烈、郭良蕙、許達然、楓堤、張拓蕪、葉笛、鄭愁予等。


穆中南主辦的《文壇》創刊於1952年6月。發行人本身也創作小說,可說是一位作家懷抱著對文藝的熱忱來創辦這份雜誌:前五期社長王藍,主編劉枋;第二年之後《文壇》才逐漸成為穆中南一人主編兼發行的業務。《文壇》初期本預備以「月刊」上市,但出版過程中,時辦時停, 有時以「季刊」、「半年刊」或「雙月刊」發行。但《文壇》內容一直秉持以文學創作為重心,包括:文藝理論、文藝評介、譯作、世界文訊、長中短篇小說、劇本、散文,作家動態等。時常寫稿作家有陳紀瀅、何容、尹雪曼、楊念慈、鍾梅音、鳳兮、王書川、謝冰瑩、劉紹唐、王平陵、劉心皇、艾雯、鄧綏寧、鍾雷、王臨泰、王聿均、趙友培、虞君質、葛賢寧、吳若、穆中南、黃公偉、朱西寧、亞汀、李莎、紀弦、宋膺、徐鍾珮、梁雲坡、張秀亞、林海音、王文漪、公孫嬿、鄧禹平、鍾肇政等,可說當時活躍於文壇的各類型作家,皆一網打盡,重要性可以想見。


《文壇》是一份積極配合政府文藝政策,與主流文壇關係良好,卻並不靠公家經費補助的雜誌。《文壇》主持人運用他的黨政關係與良好的經營頭腦,不但開辦了學員數以萬計,遍佈島內外的「文壇函授學校」,藉以得到充裕財源,用以增加雜誌每期容量,更經營「文壇社」的出版連鎖事業,使文壇社成為五年代最有活力的民間生產單位。


根據穆中南的回憶文字,最初是幾個工商界好友答應以廣告的方式支持他辦雜誌,《文壇》就壯著膽子開張了。《文壇》創辦的宗旨之一是「以文會友」,服務作家,期望『大家拿出作品來重建文壇』。因此《文壇》沒有創刊詞,穆中南希望提供作家自由創作的空間,他秉持「使作家發揮意志的具體作風」,提出:「第一,不限字數;第二,不限制作家的意志;第三,園地公開」等三大原則。此所以《文壇》一大特色是不怕刊載長篇鉅著,只要文章好,編者認為有價值的,就是數萬字長篇,編者也捨得一口氣將它一次刊完,這從「創刊號」琦君一篇小說<姊夫>,以及一次刊登了鍾肇政、葉石濤等新手的中篇小說,便能得到證明。整體而言,《文壇》在五年代全力支持反共文學,提倡戰鬥文藝,卻能兼顧藝術性與可讀性,有幾期「特大號」甚至辦得比公家雜誌還更有聲有色,也因此影響力有時還大於前述幾份雜誌。
 

 

辛苦經營的《半月文藝》與《文藝列車》


《半月文藝》由台北師院附中(今師大附中)三民主義教師程大城一手創辦。內容有文藝理論、外國作家介紹、書評、文藝情報、散文、小說創作等。經常寫作的作家包括楚卿、何欣、王平陵、王藍、尹雪曼、陳紀瀅、馮放民、謝冰瑩、李辰冬等。程大城在他寫的發刊詞上,言明本刊宗旨在 : 「撲滅赤色思潮,建立民族文學」。他同五年代許多大陸來台知識份子如穆中南,有相似的出身背景:即早在大陸時期已有新聞工作經驗。程大城是河南人,開封中學後,考進國立西北大學政治系,來台之後,一邊在附中教書,一邊獨資創辦《半月文藝》,從編輯到發行業務,不但自己跑印刷廠發排校對,更自己一人包書送書。寒暑假期間,它還不辭辛勞,辦起「半月文藝之友」的聚會,齊集了來自全省各地的青年讀友,足見其辦刊物的熱誠。


《半月文藝》作家與後起的《幼獅文藝》作者群頗有重疊之處,但後者有公家的經費支持,發行順暢。獨資經營的文藝刊物,經費結倨,時常付不出稿費印刷費;是以無論從雜誌內外或質與量來比較,《半月文藝》遠比不上《幼獅文藝》的影響力。


《文藝列車》於1953年1月1日,由陳柏卿獨資創辦於嘉義。相較於《野風》,它屬南部地區刊物,資源與讀者皆少得多,雖然訴求同樣是「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文藝列車》的創刊宗旨與五年代官方文藝雜誌似無不同——它「要跟戰士們一同站在反共抗俄的最前線……,共同爭取反攻復國的勝利」。創辦宗旨明寫著: 「(1)為了配合文化改造運動(2)為了加強反共抗俄而宣傳(3)為了鼓勵青年從事文藝創作的興趣(4)為了發掘新作家,培養新作家,共同為祖國的「文藝復興」而努力。」書寫內容亦不出:反共抗俄、懷鄉、青春與浪漫等主題。作家群有陳其茂、古之紅、郭良蕙、羊令野、丁穎、丹扉、楊念慈、楊喚、季薇、紀弦等。將近四年時間至少出版二十四期。第二卷第一期之後,讀者對象轉為青年學生,與《野風》《半月文藝》相比,《文藝列車》因偏處嘉義,加上經費困難,時常脫期,影響力相對較小。

 


學院菁英雜誌影響力大


學院刊物數量雖不多,對於推動一地區的文學發展,卻是舉足輕重,影響力比「官方」「大眾」兩類雜誌更大。此類雜誌成員以學院中人為多,重視文學典律,講究藝術形式的創新,時時透過外文翻譯引進新思潮。它又屬於同仁性質,小眾團體,卻常能聚集一群理念相當的寫作菁英共同創作耕耘。而在五年代,很巧合的,《文學雜誌》、《自由中國》及《文星》文藝欄,三刊的作者群幾乎是重疊的。在文學場域結構上應是佔據「主導文化」的對立面──除了夏濟安的雜誌在理念上及創刊詞上直接說明:「我們反對舞文弄墨,我們反對顛倒黑白,我們反對指鹿為馬」;《自由中國》在1954年10月間亦刊出「我們需要一個文藝政策嗎?」的論文,質疑國民黨文藝政策的適切性。《文星》後期李敖的攻擊傳統文化,更顯其「反對位置」的尖銳性與難容於主導文化。


先從《文學雜誌》說起。夏濟安、吳魯芹與劉守宜都是《文學雜誌》重要的創辦人,還請了余光中擔任新詩欄主編。於1956年9月開辦,1960年8月停刊,四年總共出版了四十八期。這份刊物的刊期雖短,影響力卻長遠而鉅大。《文學雜誌》除了結合五年代文壇「學術」與「創作」兩界精英,更以學院中不容置疑的專業角色與位置,突破國家文藝政策的無形干預。尤其雜誌認真網羅了文壇一流作家與作品,揭諸『腳踏實地,崇尚樸實、理智,冷靜』的創辦理念,在文學場域裡無形中樹立了一種嚴正的文學態度與風氣。


看得出來,「吳夏劉」三人都從英文系出身,吳夏余都在大學英文系裡長期任教,創辦之時,夏濟安就正在台大外文系教書; 看台灣文壇六十年代以後許多響亮的作家名字: 像聶華苓、於梨華、葉珊、亞弦、葉維廉、劉紹銘、陳若曦、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叢甦等,都是當年《文學雜誌》的作者或夏濟安指導過的門生,影響力可知。正如夏濟安說的,《文學雜誌》的風格是朝向「樸素、老練、成熟」,它講究文學傳統,講究反映時代精神,對文字品味的要求十分嚴格。編者認為,只有懷抱一種嚴肅的理想態度,「我們的文學才會從過去大陸那時候的混亂叫囂走上嚴肅重建之路。」(〈致讀者〉,《文學雜誌》第1卷第1期,頁70)。


《自由中國》文藝欄在1950年代文壇的重要性不可小看。它是一份十六開本,三十二頁左右的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於1960年9月,雷震等人被捕後,雜誌不得不停刊,前後持續十年又九個月,總共出版了二百六十期。雖然以政治及思想為重,但每期都以醒目的標題,刊登至少一至三篇文藝作品,從未間斷。文藝作品刊登的比例,約占總量的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之間。目前已有薛化元老師整理、篇排,出版《「自由中國」全23卷總目錄暨索引》(遠流出版,民國89年),以利研究檢索。


換句話說,十年間二百多期,登出大約三百篇文學作品,包括八部中長篇小說,三部劇本,及其他新詩、短篇小說、抒情散文、文學理論、書評等,隱然呈現五十年代台灣文壇特定菁英階層的文學風貌,也可說是這十年文學歷史的縮影。目前幾本文學史論及五十年代,都太偏重國民黨「文藝獎金委員會」頒發多少獎金,生產多少反共小說等「官方」資料。事實上,民間雜誌未嘗不也是反共文學生產的源頭。創刊詞寫道:「《自由中國》這個刊物,正是要闡明蘇俄對於世界──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禍害,和中共對於國家和人民的罪惡。我們並要討論如何阻止這個禍害,如何洗滌這些罪惡。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本著思想自由的原則,意見不必盡同,但棄黑暗而趨光明,斥極權而信民主,求國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則是大家共同的主張。」


雜誌成立兩年後,聶華苓接任文藝部分主編,1925年出生的她是湖北人,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她任編輯之後,拒絕反共八股,自己一邊寫作,也在幾個大學兼課。雜誌停刊後,1964年赴美,隔年與她的丈夫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創辦「國際寫作計劃」組織。


《自由中國》文風還可從另一事件看出來。1957年2月的十六卷第三期,刊了一則由余光中帶頭,何凡、孟瑤、林海音、琦君、彭歌等作家共同署名的讀者投書,「建議推胡適先生為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人」。五年代文壇是大陸來台作家的舞台,他們都是寫作圈的核心份子,此處顯現《自由中國》作家群五四文學傳統的密切關係。


《文星》雜誌也是公認的,在文學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它同樣是綜合性而非純文藝刊物。由蕭孟能、葉明勳等,在1957年11月創刊。創刊初期由葉明勳擔任發行人,何凡擔任主編,林海音負責文藝編輯,余光中擔任「地平線詩選」專欄編輯,陳立峰負責行政編輯。封面上,標明是「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文學方面,包括長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詩歌、書評等;藝術方面,包含音樂、繪畫、攝影、木刻、舞蹈、影劇等藝術的欣賞、批評和研究。


這本十六開、約四十頁的綜合性雜誌,在創刊之初,何凡、林海音就對外說明,封面是以配合新聞、現今世界上知名的人物為主,中國人不包括在內,因為中國人大家都很清楚熟悉了。例如第一期的封面是甫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之後有羅素、史懷哲等人。五年代的《文星》,除了封面人物介紹之外,尚有「文星畫頁」、「地平線詩選」,刊載現代詩,常見詩人有余光中、向明、辛鬱、洛夫、黃用、阮囊、敻虹、覃子豪、周夢蝶、葉珊、吳望堯、瘂弦、白萩、羅門、袁德星、蓉子、曹介直、鄭林等。1959年起《文星》宗旨修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李敖接編之後,編輯重心轉向思想與論戰,密集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全盤西化。至1965年12月《文星》第98期因言論問題遭國民黨停刊處分。


相較之下,尉天驄創辦的《筆匯》革新號,文學純度要高得多。原於1958年創刊的《筆匯》,任卓宣為雜誌發行人,1959年5月4日起,在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尉天驄接任主編後,開始了以文學評論及創作為重心的「革新號」,大量介紹西歐文學新思潮、文藝理論,承襲夏濟安《文學雜誌》的風格,勇於刊登前衛性的文學創作,成為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風潮的先鋒雜誌。作家群有陳映真、王文興、許國衡、劉國松、葉笛、辛鬱、張健、鄭愁予、大荒、白先勇、郭楓、劉大任、王憲陽、姚一葦、何欣等,這份名單看得出來幾乎就是1960年代《現代文學》雜誌的前身。


總體來看1950年代的文藝雜誌,就其分類與分佈的狀況加以解析,多少可彌補文學史書寫未加注意的幾個縫隙。例如「反共文學時期」應當比一般文學史裡呈現的要短一些。《文學雜誌》在1956年創刊,此時國民黨「文獎會」已經停辦,而反共文學在此之前也已明顯式微,聶華苓1953年即接編《自由中國》文藝欄,她也堅稱自己從不刊登「反共八股」。換句話說,其實不能說整十年的「五年代」就是「反共文學時期」。此其一,其次是《文學雜誌》刊登過兩篇影響深遠的評論文章,一篇是1956年10月第二期刊出,由夏濟安執筆:〈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另一篇為夏志清寫的,〈評張愛玲的《秧歌》〉(刊於二卷六期,1957年8月)。至今中生輩作家,對這兩篇文章仍津津樂道,承認其影響力的持久與長遠。目前各版文學史書在不同文學時期,總能羅列各流派代表性作家與作品,卻不太留意文學評論家的成就與影響力。其實評論家常常能主導某個時期的文學走向與思潮,文學史書寫不應當忽略這個層面。其三,從文化結構的角度,若單看一個時期的「主導文化」,這位置固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主導與反對位置是不斷變動的,因此文學史書寫是否在「主導文化」之外,應同時探討其對立面的「反對」或「另類」結構,例如也照顧到流行於讀者大眾間的暢銷作品,這樣才能更周全地呈顯一個時期完整而多面的文學歷史。

 

注釋:
1. 郭楓:〈四十年來台灣文學的環境與生態〉,刊《新地文學》第二期,1990年5月,增訂後收入《美麗島文學評論集》,2001年12月由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2. 張誦聖:〈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本土抗爭〉,為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一書的序言,應鳳凰譯,刊《台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三期,2003年7月1日。
3. 李煥:〈序「幼獅文藝二十週年目錄索引」〉,台北:幼獅文藝社,1974年3月29日出版。
4. 柏楊口述:《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7月。